中科公益爱心 https://4001582233.114.qq.com/ndetail_3934.html四十岁的男人张景龙站在镜子前，再三确认家里没人之后，开始笨手笨脚地穿戴一件女士文胸。扣子扣上的一瞬间，松开手，张景龙感觉上半身的平衡一下子就打破了。双肩开始一高一低，胸前也变得一边重一边轻，重的那边是因为他刚刚往文胸里塞进去一个“义乳”。义乳，又叫做人工乳房，也就是假乳房。他细细端详着镜子里自己的体态，过了几分钟，一种束缚憋闷的感觉从胸口蔓延开，他就把文胸摘下了。此时的他，刚刚结束了小半年的岗位试用期，工作是向那些乳腺癌患者售卖“乳房”。这几个月来，他总觉得和顾客之间隔着什么东西，后来他想，那或许是性别不同产生的。所以，他尝试着佩戴上义乳成为“女人”，真实地体会丢失掉半边乳房的感觉。这一次尝试之后，张景龙做了一个决定，一个或许会被骂是“变态”，但却很值得的决定——他要成为一名义乳佩戴师。义乳佩戴师，全称应该叫义乳佩戴指导师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帮助乳腺癌患者挑选合适的“人工乳房”，并且指导佩戴的导师。张景龙接待的第一位客人是一位50岁左右的大姐，因为乳腺癌切除了一边乳房。
见面的时候，张景龙按照事先沟通好的尺寸，拿出三只义乳、四只文胸。
因为病床已满，大姐的床位被安排在走廊拐角，张景龙本想找一个没人的卫生间让她试穿。
结果，令他没想到的是，大姐从他手中挑选好一件义乳后，竟然直接背过身去就开始佩戴。张景龙没想到她会如此直接，一时不知道该往哪儿看，眼神飘忽不定，他觉得男女有别，生怕目光落到不该看的地方，让大姐觉得被冒犯。但大姐比他更自然。戴好之后她转过身来，对着丈夫和张景龙展示效果，尺码刚好，但大姐不太适应，花了半小时去接受“义乳”的存在。一只义乳大姐的床位在走廊拐角，没有镜子，她只能不停的问张景龙：“小张，你看怎么样？”张景龙指导她慢慢地调整，往里收了收副乳，试图让两只乳房看起来更自然。两个人都有点手忙脚乱，为了缓解紧张，张景龙不断给她肯定，告诉她，从远处看，基本没什么区别。半小时后，大姐终于开心了些，笑着向张景龙道谢。因为是第一次尝试，张景龙并没有想着一定要“成功卖出去”，他只是凭借着感觉行事，耐心地听，然后真诚地回馈。也许正是因为这份耐心和真诚，张景龙成功售出了他的第一副义乳。但他对这次“开门红”并不满意，整个咨询过程，基本上都是大姐问一句他答一句，手忙脚乱的，用他自己的话说“一点都不专业”。在张景龙看来，一名“专业”的义乳佩戴师，应该是有“幽默感”和“分寸感”的。第一次穿义乳，一般人都需要义乳佩戴师的指导，帮助她们选择尺码，调整双肩平衡。一次，一个患者想让张景龙帮她佩戴，却感到尴尬不知道如何开口，张景龙察觉到了，抢着安慰她：“好的，我见过的太多了，早就没什么感觉！”她放松下来，甚至还跟着打趣：“那你可有眼福了！”有的人会把他当做姐妹，一边佩戴义乳一边和他抱怨：“我那些同事都说我‘这个’像飞机场一样，她们的都比我大。”张景龙语气平常地安慰她：“你这个大小还是有一点的，不是完全的飞机场。”对方噗嗤一笑。外行人想象“佩戴乳房”的过程，一定是严肃的是不苟言笑的，因为这毕竟是一次“灾后重建”，是对一场悲剧的粉饰。但实际上，张景龙的工作却需要“幽默感”。对于大部分乳腺癌患者来说，她们并不想被“特别重视”，因为这里的‘特别重视’意味着脆落，意味着与常人不同，她们来挑选义乳，最希望的，应该是和出门去内衣店购买文胸没什么区别。但有时也会有例外。少数年轻一点的患者会避讳和张景龙接触，从佩戴间试穿出来时外面的衣服都整齐穿戴好了。遇到这种顾客，就需要格外注意“分寸感”。比如照镜子时，要隔着较远的距离，尽量通过目测指导调整，以免让患者觉得不舒服；有些人比较害羞，穿着宽松的病号服，实在无法目测，就需要让她们自己从身后把衣服揪紧，看佩戴效果。对于一名义乳佩戴师而言，每一次服务都是一次新的挑战，说不定下次你就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顾客。但唯一不变的，是不越线的幽默和刚刚好的距离。它们和义乳一样，都能驱赶掉一些患者的负面情绪，让她们感到舒服，安全。至于如何把握好这之间的尺度，张景龙觉得最重要的，就是要感同身受。当他佩戴上义乳“成为”女人，从生理上体会丢失掉半边乳房的感觉，当他接触过许多患者，看过她们胸前横贯的那一条蜈蚣一样的伤疤，张景龙越来越深刻的感受到：对于女性来说，失去乳房不仅仅是一场手术那么简单。这些从病魔手中死里逃生的女性，在熬过术后的水肿、疼痛，药物反应之后，还要经历一段漫长的心理适应期。这不仅仅是一场身体上的治愈，更是一次关乎自尊和信念的打碎重建过程。对一位女性来说，失去乳房意味着什么？当走下手术台，真正面对自己的身体时，曾经在生死面前被忽略的东西开始逐渐冒出水面。最直观的体现，就是那一条横贯胸口，超过十厘米长，像蜈蚣一样蜿蜒的伤疤。在成为义乳佩戴师大半年后，张景龙已经可以坦然面对患者袒露胸部的情况。但他始终无法平静地目睹她们胸口的疤痕。大多数情况，那是一道横向刀口，以双乳中心为起点，割到腋下。医生用最新的金属钉缝合伤口，订书钉形状的印记留在伤口周围，密密麻麻挨着，像一条蜈蚣。“我完全记不清自己讲了什么，只记得在看到伤口的几秒钟里，一下子懵了。看到这道伤口的时候，我意识到它意味着一个柔弱的女性经历的苦难。这冲破了我此前的认知，不夸张地说，我当时努力控制住才没让眼泪流出来。现在我想起来那个伤口，说实话心里还很不是滋味。”张景龙作为一名男性，一个陌生人，都无法平静地接受这条伤疤的存在。就更不用说，对于那些被疤痕钉住了身体的当事人。张景医院里，人来人往的走廊上，他看过很多这样的女性：习惯性含胸，走路驼背，即使是温暖的天气也裹着宽大的，厚厚的外套。她们大多都是乳腺癌患者。“做完手术，我就不太愿意穿紧身衣服了，越松越好，最好别让人看出来。”婷婷这样告诉三联的记者。作为一名乳腺癌患者，她已经算很乐观了，但那种缺失一块的感觉是挥之不去的，“当你低头一看，心里还是很（难过），毕竟女人都爱美是吧？”平日里婷婷表现的和健康时没什么两样，照吃照喝，爱开玩笑，病友们都说她心态好。但只有她自己知道，直到手术过去大半个月，她依然没有勇气看上一眼自己的伤口。每一次换药，当医生解下她胸前的纱布时，她都会把脸扭向了一边。不仅仅是她。另一位切乳10年的四川大姐也说，这么多年，她再也没有看过自己的身体。即使努力调整，也终究落了心病，原本正在上升期的工作也弄丢了。本能地逃避，和乐观，和心态无关。“对于很多女性来说，乳腺没有了，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。”王一澍专家说。他曾经有过一次观察：很多患者原本对生活有着很高的期望值，但做完切除手术后就发生了变化。有一些是伴侣陪着来看病的，手术后再来复诊，两个人就已经离婚，或分手了。我不知道这里面，有多少是女方提出的。但我相信，即使是女性一方主动提出，大部分原因也一定是出于对男方，或者说对丈夫/男友的“体谅”——“失去乳房，就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/妻子，我配不上你了。”这或许，是比一场切除手术更难愈合的“伤口”。它长在她们不愿意与人提及的内心深处，逐渐腐蚀掉她们的自尊和信念。失去乳房意味着什么？对一部分女性而言，我想，那大概是一个漫长的逐渐失去的过程——先是一个完整的身体，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，然后是感情，家庭，或事业，最后，是生而为人的存在感。对于这些失去乳房的女性，选择义乳，某种程度上，是她们接受现实，试图重建生活和信念的开始。
“任何人我也不让看，大夏天也要穿厚外套才敢出门。后来戴了义乳，这才算重新活得像个人了。”
“没做手术，一种感觉，做完手术，又是另一种感觉，对着镜子一照特难受，在佩戴上义乳之前，我从来不照镜子。”
她们终于再一次变得“完整”，身体和心理，双重意义上的。
最明显的，你会发现走出试衣间的她们，肉眼可见的不再含胸、驼背，站在镜子前也不再畏畏缩缩，她们重新开始学着欣赏自己。
欣赏有残缺的自己。
就像翟海波说的，“这间试衣间，就是她们重生的地方，走出去，那是一个新的开始。”
曾经一位乳腺癌患者分享自己这些年的心路历程：
“一开始我很绝望，深陷其中，后来依赖义乳总算回归了正常生活。再后来，慢慢的我发现，没有一侧乳房，原来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样不可接受。对于我而言，义乳的存在，最重要的意义，不是重塑了身体的缺陷，而是“完整”了我作为一个人的内心。”
而这，或许也是义乳佩戴师存在的意义。
在这个行业从业7年的翟海波曾经说过，干他们这一行，表面上和卖文胸的销售没什么两样。
但其实，他们做的比大家能想象到的还多得多，比如从生活上给她们更多关怀，引导一些比较消极敏感的患者走出阴影。
“卖出多少副义乳不是我们工作的最终目的，我更希望的，
是帮助她们重新找回人生的意义，重新走到生活的阳光之下。”
走到阳光下。
也摆脱那些无形的枷锁。
一个女性，在生而为妻，为母之前，
她先是生而为人。
乳房所承受的母乳、两性关系等使命也是由社会建构出来的，
作为一个女性，她可以选择去承受这些。
但是当她拿掉乳房，
她的灵*一样健全，一样可以做甚至以前没有想象过的事情。
因为，乳房可以是乳房，也可以只是一个普通的身体器官。
它是什么完全取决与你，而你想要的生活也取决与你自己。
参考资料：真实故事计划《帮女性佩戴义乳的男人》三联生活周刊《重建身体：中国乳腺癌患者的术后“战斗”》一人谈《翟海波：卖乳房的男人》点个“在看”给她们更多理解和关怀↓↓↓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
